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两个主要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崛起。德日都是后起工业国，都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德国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和化工为标志的“新工业”的引领者，并在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市场上的头号贸易强国，“德国制造”开始享誉全球。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后效仿德国，被称为“东方的普鲁士”。

从深层看，两国都以制造业制成品出口见长，且其生产体系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两国经济中都存在一些大工业联合体，它们之间相互参股，背后有大银行的支持。这一产业组织保证相关产业上下游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协同创新和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两国都致力于建立严格的工业标准与质量保证体系。1960年—1980年，德日在汽车、家用电器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全面战胜生产标准化大众产品的美国，而日本企业依靠瘦身管理和灵活的员工作业协调在生产高质量系列消费品方面则更胜一筹。

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日本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至今仍没有完全走出经济低谷。曾经如日中天的日本制造业虽在一些领域仍然占有领先地位，但在汽车（特别是高档轿车）、机械制造、电气设备、化工等制造业关键部门与德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2012年，德国的货物出口为1.5万亿美元，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占世界总出口的9%，2011年日本货物出口则约9000亿美元。？

德国制造业在与日本竞争中占得先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德国经济政策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德日经济都受益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安排。然而，德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使德国马克逐渐升值，同时，通过鼓励结构转型和创新来保持竞争力，使企业尽快摆脱了对本币低估的依赖。而日本却迟迟不愿主动对汇率进行调整。上世纪末，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增长停滞与通货紧缩使企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并制约了其制造业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发达工业国的制造业面临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压力，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将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将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到金融等服务行业，造成产业“空心化”。而德国政府、工业界和产业工会却在坚持发展制造业方面高度一致，并通过技术创新使德国制造业的产品进一步呈现出专、精、特、高等特征。这在当时看上去有些保守的决策，今天看来十分具有前瞻性。如今，德国生产的螺丝有成千上万种规格，工业用插头可适用于上千伏电压且耐耗……德国制造成为专业品质、上乘质量的代名词。

其次，适应全球化，德国制造对自身生产体系作出适时调整。德国大工业企业如西门子、大众集团都调整了内部结构，把亏损的部门坚决处理掉，积极采取国际化战略，为世界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德国大银行也放弃了对大工业企业集团的股份，将它们推向资本市场。由于德国“双元制”的职业培训体系与日本主要依靠企业内部培训的体系相比更有效率，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更有效率，而当前日本雇员终身制却面临挑战，并因没有专门的职业技能很难适应工作的流动。

虽然两国都比较重视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联合，但是，德国企业间的联合是地方性的产业集群，往往由地区性的工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为纽带。它们是开放型的，对供应链的重组比较灵活，而日本式的企业联合往往是家族式的，结构比较紧密，一旦外迁就要总装厂、供应商以及销售商共同行动，对全球化生产体系适应性不够。

再次，德国政府和企业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机械制造领域优秀的中小企业是德国制造的中流砥柱，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所在行业细分市场上的佼佼者，善于对自身产品和流程工艺进行持续的革新，并拥有一批掌握技术诀窍的手工艺超群的工人。德国机械制造领域出口产品虽然份额不大，但是种类非常多。相比而言，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以世界市场份额来看）集中在几个领域和产品上，如家电等。德国国家创新系统也有一系列机制协助中小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德国政府还发布了“能源转向战略”与“2020年高科技战略”，为德国经济和德国制造下一步的发展指明方向。

国家创新系统，是最大王牌

强调创新也是德国制造领域的一大特点。德国无论大小企业，创新意识都非常强。在技术最先进、利润最高的高端乘用车世界市场上，德国的三大品牌（宝马、奔驰和奥迪）占据了70%的高端车世界市场份额。而同样的汽车制造和出口大国日本却只能在大众档次的乘用车市场上与德国竞争，日本的高端车世界市场份额仅为10%。？

其区别就在于：德国三大品牌创新的步伐非常快，奔驰的设计师和研发部门平均每一季度就推出一款新车型，而日本的三大乘用车制造商（包括目前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的高端车的车型却屈指可数。

德国创新绩效高的重要原因，是它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对创新活动提供强力支撑的国家创新系统。

创新系统，是指公共和私营部门中发起、改变和扩散新技术的活动和互动的制度和组织网络。德国创新系统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分工明确：公共部门（大学与公立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企业从事应用研究。但是，政府也建立了像弗劳恩霍夫协会这样的应用型研究机构，成为基础研究和企业创新之间的重要桥梁。在促进中小企业和德国特有的应用技术大学研发合作方面，德国工业研究协会联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协会目前有来自不同工业行业的101个研究协会成员。协会联盟负责政府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项目的实施，为产学研合作研究提供重要的公共平台。除制度和机构支持外，德国各级政府还通过促进项目对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给予资助。

德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成就显著，但在尖端科技以及未来领域，例如ICT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与美国英国等世界最高水平仍有差距。在此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于2006年推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德国高科技战略》（2006—2009年），对科技创新促进政策进行统领、集中和协调，加强在一些有未来前途的科技领域对企业研发的直接支持（17个领域）。

尔后，德国政府又进一步制定了更加全面系统的《2020年高科技战略》。2011年提出了“工业4.0”战略，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博世等学术界和产业界翘楚的建议和推动下，德国各界经过广泛讨论和动员，形成了工业4.0工作平台，规划了2025年的图景：在德国制造业已经全面实现自动化、数据化的基础上，利用网络与物理融合系统（CPS）核心技术，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保持德国工业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

在促进项目方面，德国政府加强了项目的集中与协调。首先，促进项目要符合高科技战略的要求，其次，促进重点从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单独促进，转变为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创新网络和集群方面。在科技创新政策实施的方式上，德国政府改变了以往的申请方式，而采取竞争方式，使最符合要求的企业和联合体脱颖而出，防止不符合要求的企业搭便车获利。

总的来说，德日都是制造业世界强国，其经验都可以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启发。而德国制造与创新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是：在工业发展和未来前景的规划方面，立足于自身的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实现的前景建立在已证明有效的现有体制和机制上，并能够与时俱进。此外，德国国内非常强调竞争，这极大推动了德国中小制造企业的进步，中国也可通过立法完善等进一步形成竞争的氛围。德国制造业还启示我们，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上海要推动创新也应高度重视创新制度环境的建构和优化。

德国制造对比日本制造 探寻制造业发展之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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